重磅：专家建言农村清洁取暖慎推“煤改气“

冬季清洁取暖推行“煤改气”“煤改电”，是自2017年国家四部委启动北方地区城镇清洁供暖改造工作以来，大部分北方地区首推的两种改造方式，农村地区也不例外。

然而从目前两个供暖季的实际运行成效来看，在农村地区推进清洁取暖“煤改气”已开始被推上“冷板凳”。在日前召开的“首届中国农村清洁供热大会”上，“建议慎重推广‘煤改气’，科学推进‘煤改电’，因地制宜择选可再生能源”的呼声得到与会者普遍响应。

“中国的农村量大面广，不能照搬城里模式解决冬季清洁取暖问题，一切应从农村的实际出发，从农村的自然资源禀赋、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习惯出发。”住建部总工程师陈宜明强调。

工程安全隐患突出、气源保障可靠性低，运行费用高、补贴依赖度高、普遍超出农户可承受能力，燃气公司亏损经营等诸多问题凸显

近期，关于农村“煤改气”工程在快速推进过程中出现的弊端屡见报端，并引起相关部门重视。据介绍，在2018年供暖季期间，住建部专门委托中国城镇供热协会、清华大学等机构开展了北方地区农村清洁取暖一系列调研工作。调研发现，在农村地区盲目大规模推广“煤改气”弊端已现。

“‘煤改气’工程安全隐患突出、气源保障可靠性低，运行费用高、补贴依赖度高、普遍超出农户可承受能力，燃气公司亏损经营等诸多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中国城镇供热协会副秘书长牛小化在会上强调。

牛小化说：“我们调研过程中发现农村地区目前所使用的燃气壁挂炉品牌众多，鱼龙混杂，壁挂炉能效等级和排放指标各异，尤其在2017年，农村地区‘煤改气’工程大量快速推进致使壁挂炉抢货、断货，那些最低价中标的壁挂炉产品性能差、质量堪忧。”

而由于气价高，农村“煤改气”后期运行费用高，农户难以承受更直接影响到农村地区“煤改气”是否可持续。“实际上北方地区农村清洁取暖是否可持续已演变成地方财政投资补贴是否可承受，从而成为推进农村清洁取暖的根本问题。”住建部标准定额司巡视员倪江波指出。

“即便在有补贴的情况下，农户普遍经济上仍然难以承受。而且多数地方的补贴政策期限是三年，三年以后怎么办？实际上，我们发现农户燃气采暖设施实际使用率并不高，存在返煤风险。”牛小化说。

以山东省淄博市为例，供暖季期间，该市绝大多数用户采暖、炊事加起来用量每天不足5立方米，农村地区平均耗气水平则更低。而在山东省滨州市的调研中发现，2018年11月底至12月底期间，一些被调研农户每户天平均用气量更是不到2.5立方米。

“在缺乏严格技术经济论证的情况下，不宜作为农村地区散煤替代的主力能源形式”

事实上，根据上述调研，“煤改气”已成为当前不少地方农村清洁取暖改造的主要方式。

据中国城镇供热协会农村清洁供热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旭东估算，若农村地区建筑全部改为天然气供暖，仅京津冀地区每年就会增加150亿立方米天然气需求量，整个北方地区约需增加1000亿立方米/年。

“农村商品用能比例已占到总能耗的86%，极易出现和城市争商品能的情况，目前在农村地区大量推广‘煤改气’就已出现这个问题。”陈宜明说。

“农村不应实行‘煤改气’。”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主任江亿直言。他认为，“煤改气”需要从资源、安全、经济供给条件等全方位考察分析。天然气不宜作为城镇供热的主力热源，在缺乏严格技术经济论证的情况下，更不宜作为农村地区散煤替代的主力能源形式。

“立足农村实际，既能改得起，又能用得起”

陈宜明强调，农村清洁取暖首先要立足农村实际，根据农村的资源条件、居住条件和生活特点确定合理的用能方式。

为推动农村地区清洁取暖实现“既能改得起，又能用得起”的目标，住建部提出了农村清洁取暖“补初装、不补运行”的“四一原则”，即总投资不超过一万元，年运行费用不超过1000元，一键式便捷使用，一个规划统领，并认为该原则在北方大部分地区可以实现。

“因地制宜”是“煤改清洁能源”的重要指导思想。江亿认为，北方农村地区应充分挖掘生物质能、太阳能和空气能等能源资源，根据当地特点发展适宜的清洁取暖途径。

“即便推进‘煤改电’也应科学合理。电直热是高能耗、高污染的方式，且初投资高，电网增容必不可少。空气源热泵适应性最广，但也要依当地条件而定，不可盲目发展。”江亿说。

从农村清洁取暖工作走在全国前列的鹤壁、商河经验看，以“可再生能源优先、不可再生能源作为补充、高效使用高品位电”+节能改造的清洁取暖模式实现“四一原则”成效初显。

“从商河经验看，农村地区应重点推广低温空气源热泵热风机与生物质清洁利用技术，这两种方式技术经济性指标最佳，可以实现‘政府既能补的起设备费和初装费，又无需补贴运行费’的目标。”杨旭东认为。

牛小化认为，在农村或者县域推行生物质可成为生物质资源富集地区大气污染治理与产业扶贫的一个最佳结合点。